给李谷、窦仪、王朴三人的诏书，作为托孤之用，算是中规中矩的策划，而交给王溥的第四份诏书，则是至关重要的。


    王溥其人，以忠孝闻名天下，昔日，王溥父亲去世，他先后四次向周世宗郭荣上书，请求辞官回乡，按照规则为父亲守孝三年。


    可是，王溥当时的职位非常重要，还正值郭荣第一次发兵攻打南唐，这种情况下，郭荣自然是不允许的。


    然而，这位王齐物可不管那么多，你既然不准，老子就不干了，直接回乡给父亲披麻戴孝去了。当时，长江沿线战事紧急，郭荣无暇他顾，一直到攻打寿州遇挫，想要找王溥商量的时候，才发现人不见了。


    郭荣的脾气，那是相当不好，当着众人的面说，一定要把王溥给宰了。最后，在宰相范质的营救之下，王溥才保住了一条小命，可他没有立即就范，硬是一天不差地守孝三年。


    等南唐战事结束，郭荣再想起这件事情，反而觉得王溥此人仁孝忠诚，重新任命为参知枢密院事，随后一路升迁，进入到后周朝廷的中枢层次。


    到如今，郭荣感到自己寿命不济，托孤之事，非王溥不可。


    一个连皇帝都敢顶撞的人，一个为了自己目标连死都不怕的人，将第四份诏书交给他，是最为合适的。


    因为，第四份诏书的内容，概括起来就是“制约武将集团”。


    郭荣在清醒的时刻，脑海中回忆最多的，就是自己的义父、圣神恭肃文武孝皇帝郭威的所作所为。


    郭威在自己临终之前，硬撑着一口气，召见了自己的外甥李重进与义子郭荣，要求李重进当着自己的面，对还未登基的郭荣施行跪拜之礼，以此明确两者的君臣关系。如果不是这样，后来的李重进，未必会听从于郭荣的调遣，可能早就反他娘的了。


    毕竟，按照皇室血缘关系，皇位继承的第一顺位人是李重进，第二个才排到了郭荣，第三个则是张永德。


    于是，诏书中写明，李重进被罢免了侍卫马步军都指挥使，脱离了亲卫军的体系，封他为中书令，并要求李重进离开汴梁、镇守青州。张永德则被罢免了殿前都检点的职务，同时给了一个“检校太尉”的虚职。


    接下来，诏书中的内容，让后世许多人意难平，那就是加封赵匡胤为殿前都检点，统帅后周最为精锐的殿前军！


    四份诏书，看似布局天衣无缝、巧妙制衡，唯独这一决策，导致满盘皆输！


    后世之人，不能苛求郭荣看的多长远，毕竟，当局者迷。


    人之将死，能够料想到眼前的事情已经不容易了，郭荣此时，早已忘记了张永德、李重进为了自己的大业，披荆斩棘、浴血疆场的功劳，大脑神经如同条件反射一般，被当初“郭威托孤”的情形所牵制。


    在郭荣看来，李重进、张永德以及曹彬、杨庭璋、李筠等人，都与自己存在外戚关联，他们可能威胁到自己儿子的地位，可你赵匡胤算什么东西？打仗再厉害，威望再高，本质上还是一个外人。


    一个外人，没有资格与我郭氏后代争夺皇位，想要荣华富贵，就只能好好的给我儿子打工。


    如此布局，在郭荣看来是最稳妥的，可他并没有彻底放心，也考虑到了赵匡胤可能凭借军功与手中兵权，给自己儿子带来麻烦的可能性。


    于是，第四份诏书中，还任命王溥为侍卫亲军马步军副都指挥！


    近卫亲军原本的总指挥是李重进，罢免之后，韩通上位，现在又将王溥封为侍卫亲军马步军副都指挥，放进了亲军体系作为二把手。


    韩通曾经追随郭威，郭荣继位之后，忠诚无二、屡建奇功，历史上，陈桥兵变发生之后，韩通是汴梁守军当中唯一一个抵抗赵匡胤的，最后落得个满门抄斩的下场。


    在北周武将集团当中，韩通很能打，但名望不是很高，这注定他必须依附郭荣一族，对未来继位的郭宗训忠心耿耿，他率领的亲军，能够很好的制衡赵匡胤率领的禁军。


    同时，在郭荣看来，韩通、王溥一文一武，少有交集，即便韩通在赵匡胤率领禁军作乱时不作为，还有王溥可以顶上。


    这样一来，大周两支最强大的军事力量，禁军、亲军之间也形成了制衡关系。


    不难看出来，为了幼子顺利继位、为了大周江山，柴荣可谓用心良苦，将外戚、文臣、武将及“智囊团”安排的井井有条，四份诏书如果能够得到有效执行，也意味着现有后周统治集团的大洗牌。


    只可惜、十分可惜、万分可惜，郭荣没有想到，一切变生肘腋，一切猝不及防，他费尽心力制定出来的托孤计划，因为赵匡胤这一个变数，沦为后世笑柄。当“赵检点”变成“赵官家”之后，当大周变成大宋之后，一代英主郭荣，也被历史书写者以春秋笔法，描写成五代十国时期可有可无的皇帝，毕竟，相比赵匡胤统一天下、结束乱世的成就，郭荣的功绩显得微不足道，后来的食利阶级，坦然地享受“前人栽树后人乘凉”。


    一句话，郭荣失败了，他败在对人性的认识不够深刻，更败在了对自己太过自信。


    甚至可以说，郭荣犯了刚愎自用的毛病。


    回顾郭荣短暂的一生，最能概括的一个字就是“急”，尤其他登基称帝之后，处处表现出一种时不我待的急迫感。


    六年，具体来说，是五年零六个月，郭荣就打下了大大的地盘，而代价，就是常年的高负荷工作，事实证明，郭荣不仅严苛地压榨自己，也近乎残酷地压榨官僚。


    举一个例子，郭荣为了实现大业，对后周的管理体制进行了系统改革，归纳起来就是“文官备战、武将征战”，文官集团负责一切战争所需要的物资准备，而武将只管打仗、抢地盘，这样简单的模式，自然是十分高效率的。


    然而，郭荣忽略了一个大问题，“备战”与“征战”是完全不同的工作体系，前者需要不仅需要充沛的物资供应，还需要充足的时间、空间调度，作为皇帝，你一句话就可以决定今天去打谁、谁去打、怎么打，可文官集团要准备军械、粮草、衣服、药材等各种东西，需要的时间就很多。


    郭荣对此并不关心，他很“理想化”的提出要求，如果文官集团完不成，那就要治罪。《旧五代史》中曾记载，“二征南唐”期间，命令左藏库使符令光在入冬之前，为大军准备棉衣。棉衣这种东西，又不是，吹口气就能做出来，尽管符令光尽心尽力的去准备，还是因为未能及时备齐，而被郭荣治罪斩杀！


    符令光不是一般人，他的职位不高，可出身门阀世家，祖上从唐末就一直在朝中为官，先后历经后梁、后晋、后周，可谓盘根错节、一荣俱荣。更为关键的是，符令光本人公正清廉、为人谨慎，在岗位上任劳任怨，在同僚中的名声很好。仅仅因为棉衣上缴不及时，就被砍了脑袋，这让其他官员如何思量？大概，不是一句“伴君如伴虎”能说服众人的了。


    符令光的遭遇，在郭荣统治之下，不过是冰山一角，几乎所有大臣都面临着“不测之罪”。


    也就是说，郭荣在繁忙工作当中，作为官员必须随时待命，他忙的时候未必用到你，可当他用到你的时候，你没有及时出现，那就要治罪！从最轻的降级罚俸，到砍头亡命，不过就看郭荣的心情了。


    正是郭荣的“急”，他累死了自己，也寒了满朝文武的心。


    另一边，赵匡胤在“义社十兄弟”的基础上，拼命地拉拢禁军势力，该送钱就送钱，该求人就低头，该许诺好处绝不含糊，极尽能事地拉拢人心。所以当“陈桥兵变”发生后，汴梁城中很多文臣武将都态度暧昧，包括张永德，他还是郭荣的妹夫，不仅没有帮助郭荣稳定局面，还主动投靠了赵匡胤。


    一句话，人心散了，早就散了，文臣武将，给谁干不是干呢？你乐意当皇帝，你就去当，换个体恤下属的皇帝更好，何况，他还能保证老子的荣华富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