宁玥头衔上的“代”字没有去掉，凡是朱民生在的场合，她都很少发言。当何敏文谈完自己的观点，她接口道：“不管把观察点放在任何地方，都会遇到相同的事。如今信息传递渠道多、速度快，放弃林安村的消息肯定会传出去，有了林安村的前例，其他地方肯定会遇到更大的麻烦。”她了解林安村事件，此时最怕朱民生听了何敏文的话，轻易转移观察点设置地点，因此抢着表达自己观点。


    朱民生听完宁玥的表述，便没有再给何敏文机会：“我赞成宁市长的意见，地点不能再换。这件事就由侯市长牵头，老粟、许局长和敏文书记一起商量解决办法。”说到这里，他对政法委书记洪昂道：“洪书记分管维稳，要全力配合好此事。”


    这个会极为简短，可是层次很高，会议过后，沙州的防非工作得到了进一步深化。


    林安之事成了骑虎难下之局，何敏文找到侯卫东，故作高兴地道：“侯市长，有你坐镇指挥，我们心里就有底了。”


    侯卫东道：“当断不断，必受其乱，我们马上再到西城区开专题会。”


    每个领导性格不一样，处理同样的事会有不同的风格。如果换作其他领导，比如姬程，十有八九会讲一些符合朱民生讲话精神又放之四海皆准的指示，然后将任务主要压在西城区何敏文身上。


    西城区位于沙州最核心地带，这种群体事件经常发生，早成家常便饭。在这个地方当主要领导绝对要有真本事，是官员中的人精。


    因此，把这种麻烦事情交由西城区处理是常规套路，是经过无数次检验的保险做法。若是西城区把事情处理妥当，作为牵头人自然是有功劳。如果在处理过程中有什么问题，西城区将承担主要责任，作为牵头人只要及时开会和出纪要，也就算是尽力了。


    侯卫东不想按照此思路进行操作，参加工作以来，他遇到无数麻烦事情，从来没有退缩过。此时面对危及一方平安的烈性传染病，他更不愿意采取常规“推”字诀和“拖”字诀，而愿意直接面对矛盾。


    在前往西城区的路上时，他脑海中突然冒出一句话：“人死卵朝天，不死万万年，怕个屌！”刚毕业时，处于金字塔最底层，面临重重困难，在彷徨无助时，他总是用这句话来激励自己。随着职务渐高，想起这句话的时候越来越少，但是这句话中的“战斗”精神一直没有消失，当压力来临时，藏在内心的勇气便迸发出来。


    在西城区区委会议室，西城区政府副区长普兵、杜镇党委书记杜军、镇长宋向联等人都等在会场。


    在市委会议室里，朱民生是绝对主角。到了西城区会议室，副市长侯卫东就具有了极大的发言权。


    副区长普兵讲了具体情况以后，侯卫东道：“我们不能老在外围打转，不要害怕与老百姓接触。我建议请五名村民代表到杜镇会议室，先由杜镇的同志做宣传解释，请他们支持。杜镇谈不成，晚上继续到区政府谈，由普区长给他们谈。”


    普兵多次与林安村老百姓接触，将他们的心思摸得很准，道：“前一阵子林安村就闹过一次群体事件，当时的闹事主要针对拆迁款。他们是在2001年实行拆迁，两年前的拆迁标准肯定比不过现在的标准，如今什么都在涨价，拆迁价钱也是水涨船高，他们要按照2003年新的标准把差价补齐。”


    何敏文皱着眉毛插了一句话：“其实补齐这点差价并不多，区财政完全能够承受。区里为什么坚决不能同意，主要怕引起连锁反应。这几年扩建西城区，建设南部新区，前后有不少拆迁户。若是我们开了补差价的先例，沙州就天下大乱，没有任何人能承担这个后果。”


    侯卫东道：“不合法的事情坚决不能妥协，这是原则。但是原则性和灵活性可以结合，可以研究能否打一打擦边球。具体来说，林安村村民闹事的理由是他们村的那条机耕道要经过煤炭疗养院，我建议由市区两级共同出资帮他们硬化道路，甚至在远离煤炭疗养院的地方另修一条道路，当然，后一种法子要结合实际地形。这种擦边球要在最后关头抛出来，在前面谈时千万别露口风。”


    何敏文道：“修路是好事，可是村民没有见到现钱，他们十有八九不会买账。”


    侯卫东瞪了眼道：“我们要做到仁至义尽，宣传政策要透，方法要灵活，若是今天镇区两级座谈会开完，还有人再去围堵，就必须采用强制手段，非常时期，岂能儿戏。上一次我们下发了纪要，一、二、三条说得很清楚，粟局长要做好应付突发事件的准备。”


    老粟道：“西城分局做好安排，派出所民警到现场维护秩序，便衣进行录像，证据已经收集固定起来，随时可以拘留违法人员。”


    短会很快结束，普兵副区长带着杜镇的同志准备座谈前的工作。老粟向侯卫东告辞后，前往市委政法委，准备向政法委洪昂书记汇报相关工作。


    许庆蓉跟着侯卫东下了楼，道：“侯市长，实在不好意思，林安的隔离点给您添了不少麻烦。”


    侯卫东道：“这不是你许庆蓉的事情，是沙州全市的大事。你最紧要的事情是睁大眼睛，把卫生系统牢牢盯紧，迎接可能到来的挑战。”


    许庆蓉重重地点头，道：“卫生系统绝对不会再丢脸。”


    回到了办公室，晏春平给侯卫东泡了一杯浓茶，问：“关不关门？”侯卫东道：“关门，专心等林安的消息。”


    到了下午五点，侯卫东接到何敏文的电话。


    何敏文道：“下午座谈会结束了，没有谈成。杜军这么粗的一条汉子，差点掉泪了。”


    侯卫东想起杜军黑壮的身体，道：“这一块硬骨头必须啃下来。按照原定计划，晚上由普区长出马开座谈会，给村民讲清楚利害关系。再谈不妥当，就得由老粟他们出马了。”


    下班之前，侯卫东给洪昂打了电话，道：“洪书记，晚上有空没有，没有什么大事，到新月楼吃酸菜尖头鱼，就我们两人。”


    在防非工作中，政法系统是一支特别重要的力量，他想与政法委书记多一点沟通，既对决策有利，也方便执行。


    洪昂道：“抱歉，老弟。今天没有时间，刚才老粟跟我谈了林安的事，我只有一个观点，公安必须依法履行职责，保一方平安。晚上我约了检察长，检察院在‘非典’时期更要依法履行职责，对玩忽职守、渎职失职犯罪进行严厉打击。”


    侯卫东真诚地道：“洪书记，谢谢你的大力支持。”


    洪昂在电话里笑了起来：“防治‘非典’是所有人的事情，沙州人应该庆幸有一个出色的防非办主任。”


    结束通话后，侯卫东想起了自己同许庆蓉的谈话，自嘲道：“我怎么也和许庆蓉说一样的话，看来在什么位置就会说什么话，谁也不能脱俗。”


    晚上在西城区政府开的座谈会，取得了较为满意的效果，林安村民暂时答应不再围堵煤炭疗养院。村民们提出要由区政府出钱硬化林安村机耕道，西城区副区长普兵通过杜镇党委书记杜军之口同意了硬化道路的要求。


    得知与村民达成协议，侯卫东松了一口气，心情舒畅地离开了市政府大楼。


    回到自己家里，接到了秘书晏春平的短信：“《岭西日报》明天采访沙州抗非工作。”


    侯卫东与《岭西日报》保持着极为友好的关系，每当面临重大抉择时，他总会想到《岭西日报》。这一次抗击“非典”，由于不可测的因素太多，在没有取得抗非彻底胜利前，记者介入说不定会有反效果。而段英正在哺乳期，应该不会来到沙州。


    侯卫东给晏春平回了电话，道：“记者是什么时候来，谁带队，是我们邀请的，还是省里的任务？”


    晏春平料到侯卫东有此一问，早就做足功课，道：“这次采访活动是省委宣传部统一安排，带队领导姓傅，明天上午10点钟到达，我正在准备介绍材料。”


    侯卫东道：“做得很好，辛苦了。”


    早上起来，侯卫东给晏春平打了电话：“从办公室要一辆普通一些的旧车，到林安村去看一看。”他准备先到林安村看现场，然后回来与《岭西日报》的记者见面。


    西城区失去了往日繁华，街道上行人稀稀拉拉，约有三分之一的行人戴着口罩。


    煤炭疗养院孤零零地位于林耕道之前，围堵医院大门的村民已经散去，一些工人在修复被损坏的铁门和倒地的小部分围墙，地上还散乱地丢弃着一些食品包装袋和矿泉水瓶子。


    晏春平倒吸了一口凉气：“过来搞破坏的村民不少，我估计村干部参与其中。”


    侯卫东道：“你凭什么这样判断？”


    “岭西农村大多数地方是浅丘，居住方式以单家独户为主，小聚居为辅。再加上千百年来的自然经济传统，村民大多数时候是一盘散沙。可是，若是有人领导，则村民又会变得特别抱团，他们通过抱团来积聚力量，争取自己的权益。”晏春平从小生活在乡村，父亲晏道理是深有威望的在村里一呼百应的老支书，在这种环境下长大，他对乡村政治极为熟悉。


    侯卫东意外地看了晏春平一眼，鼓励道：“说得不错，继续。”


    晏春平受到了鼓舞，道：“林安这个情况，有两种可能性。一是村干部在里面捣鬼，他们本身就不支持在煤炭疗养院设立隔离点，假意配合镇里工作，实质在里面起反作用。二是村干部完全丧失了威信，村里的人都跟随某一位有威信的乡村能人。只有这两种情况，才能形成这样的规模。”


    “有道理。”侯卫东看着凌乱的环境，回想着自己在上青林的时光，感叹道，“发生这种事，表面上是不同意设隔离点，更深层次却反映出基层组织涣散，失去了凝聚力，这是一个值得所有高层深思的事。”


    说到这里，他闭口不谈，摆了摆手，道：“走吧，不用看了。”


    回到办公室，晏春平道：“我刚与宣传部联系了，李部长到高速路口去接省委宣传部的领导，到时请您参加座谈会。”


    侯卫东抬手看表，道：“现在过去，要耽误整段的时间，划不来。我先处理文件，再去和记者朋友们见面。”


    这一段时间全部精力都被套在防非工作上，其他业务工作全部压在案头上，积了厚厚一叠。有句俗语，扫帚不到，灰尘照例不会走，弄得满屋灰尘。同样，文件不签出来，始终会压在案头，让许多事无法开展。


    正在专心阅读文件，手机不合时宜响了起来。侯卫东拿起来一看，是一个陌生号码，他稍有犹豫，还是接通了电话。


    “你好，我是侯卫东。”


    电话里传来一个既陌生又熟悉的粗壮声音：“小侯，侯市长，我是高长江。”


    在上青林时代，高长江作为上青林工作小组组长，两人基本上天天泡在一起。离开青林镇以后，两人再也没有接触。


    听到高长江的声音，侯卫东高兴地道：“老乡长，好久没有见到你了，身体还好吗？”


    高长江道：“退休后住在益杨县城，天天到街上走，身体还行。侯市长，我有事想求你。”


    “老乡长，你说什么话啊，有什么事？能办到的一定办。”


    “我在市政府对面。”


    “好，我马上派秘书过来接你。”


    晏春平是青林人，听说过老乡长高长江的名头，要了电话号码，赶紧出门接人。几分钟后，高长江出现在门口。在侯卫东的记忆中，高长江是瘦高个子，精神矍铄，健步如飞。站在门口的老乡长头发全白，背微微驼着，脚上是样式老旧的黑色皮鞋，完全是退休老头的模样。


    “快请进，老乡长。”侯卫东从座位上起身，握着老乡长的手不放，道，“这是我的秘书，晏道理的儿子，父子俩一个样子。”


    老乡长道：“难怪我看着眼熟，原来是晏道理的娃。”这一句话说出来，声音甚为洪亮，依然保留了乡镇干部的说话声调。


    侯卫东知道高长江找过来，肯定有事，暗道：“晏春平嘴巴比之前要稳得多，与高长江见面，自我介绍都没有做，应该没有多语。”


    晏春平泡完茶，离开办公室。


    寒暄完毕，高长江道：“卫东老弟，老哥哥有一件事情求你了。”


    当年，没有上青林工作组组长高长江支持，侯卫东无法完成疯狂的修路计划，没有修路，侯卫东也就无法华丽地转身。他从心里一直将高长江视为自己的长辈，很是尊敬，道：“老乡长，有事就尽管吩咐，千万别客气。”


    高长江道：“我的外甥女在镇医院当护士，被抽去搞卫生防疫。结果有几天没有去上班，纪委下文件把她开除了。”


    侯卫东没有想到是这件事情，心里就“咯噔”跳了跳。为了防止基层干部在“非典”面前退缩，市委下了一份非常严厉的文件，凡是临阵退缩或脱逃的工作人员将受到“双开”的惩罚。他若是为高长江的外甥女开后门，肯定会被其他医务人员戳脊梁骨，传出去以后，政策执行肯定会受到影响。可是面对着高长江希望的眼神，他又不愿背负“不讲情面”的恶评。


    岭西是一个人情社会，人情被形容成关口，这是所有领导都将面临的考验。侯卫东此时也面临着两难问题，破，或者不破，都是问题。


    高长江充满了忧愁，道：“小兰生了双胞胎，她万一染了病，双胞胎怎么办？”


    侯卫东听到“双胞胎”三个字，忙道：“双胞胎，多大了？”


    “两岁多了。”


    “可惜，在市委文件中，对怀孕和哺乳期妇女参加防治‘非典’工作有特别规定。”


    高长江仔细观察着侯卫东的表情，叹气道：“现在的人都不像我们以前，我们以前工作是严格，还是讲人情。现在当官的只盯着自己的帽子，根本不顾同志友情，镇里于书记，哎，不说他了。”他一边说话，一边夸张地摇头。


    侯卫东向来不会轻视基层干部，基层干部主要做具体事，接触人多，他们或许文化少，眼界不够开阔，但是绝对不傻，肚子里往往有着不少歪点子。高长江如此说，就是用友情之类的绳索来争取侯卫东。


    他亲自给老乡长高长江续了水，又递了一支烟过去，做这些事时，不停地动脑筋。他明白，即使要办事，也得首先打击高长江的期望值。